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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金国首都的太庙附近，忽然涌现出一大批金人百姓，他们自发地聚集在街道两侧，形成了密密麻麻的人群。

从他们带着家眷，满脸期待地凝望远方的神情来看，这必然是因为金军即将凯旋归来，或者即将发生某件极其罕见且引人关注的大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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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然，不久之后，伴随着阵阵尘土和震耳欲聋的军号声，金军的各色旗帜从街道尽头缓缓显现出来，这正是围观的百姓们期盼已久的场景。

不过，这支金军的纪律显得相当松散，不但行进间嬉笑打闹，丝毫没有严肃的军队队形，看起来更像是一群被松绑的押送者，而非整齐划一的战斗队伍。

从远处望去，这支军队的整体状态像是押送一批重要货物，但对这些“货物”的安全却毫不关心，显得漫不经心。

等队伍完全进入视线，等待已久的群众顿时爆发出阵阵自豪且兴奋的欢呼，争相挤到前方，想亲眼目睹这极为罕见的场面。

只见在金军松散的队列中，跪着一大群宋人，男女老幼不分，他们上半身赤裸，仅披着滴血的鲜羊皮，脖子上套着粗绳，正用手脚并用艰难地向前爬行。

在围观的金人眼中，这些宋人宛如被赶入太庙的羔羊，滑稽且可笑，成为这场“牵羊献俘礼”的活生生象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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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是，为什么这些宋人会出现在金国的都城？又为何被迫身披鲜血淋漓的羊皮？

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一出闹剧？答案指向那个被迫“营业”的宋徽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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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起宋朝，绝大多数人脑海中浮现的是：经济极为繁荣，然而军事却极度脆弱不堪。

这种鲜明的对比，让宋朝在周边游牧民族眼里，就像一只温顺的绵羊，随时能被“薅羊毛”。

但从历史的规律看，“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”，宋朝的军队理论上应该强大有力，甚至不断对外扩张，而不是如此软弱。

笔者认为，宋军的软弱，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其最高领导层的无能和失策。

试想，当一只绵羊去领导一群凶猛的老虎，即便老虎天性嗜血，也难免会被绵羊的软弱和怯懦所影响，逐渐丧失斗志。

而在宋朝历代皇帝中，最典型的代表便是本文的主人公——宋徽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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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过，不能把宋徽宗的一切过失全怪到他头上。

宋徽宗从小并非被培养为大宋的继承人，他的父亲更看重的是他的哥哥——宋哲宗。

也许这就是宋朝的命运注定：在那个政治动荡的年代，不仅“接班人”宋哲宗英年早逝，就连辅政的向太后也在不久后相继去世。

如此一来，整个帝国的重担，骤然落到了毫无准备、对政治毫无兴趣、热爱艺术的宋徽宗肩上。

这突如其来的责任，对于宋徽宗来说，无异于一次沉重的打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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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徽宗虽然在后世被广泛嘲讽，但作为一个“临时顶替”的皇帝，他起初其实还算有些权谋意识。

当时的大宋朝廷文官体系大致分成两派：保守派和改革派。

或许受皇族熏陶，宋徽宗懂得在两派之间平衡，依照局势扶持一方，以制衡另一方。

只是他轻视了群臣的心机和野心，稍有成就便自满，觉得朝廷大臣不过如此。

在蔡京等大臣联手之下，宋徽宗渐渐沦为一个名义上的皇帝，实际上权力被架空。

令人惊讶的是，宋徽宗本人对此毫无察觉，甚至乐于接受这种状态，渐渐沉迷于道士刘混营造的虚幻世界。

如果宋徽宗只是一个普通人，这种糊涂也许只是自我消磨时光；但作为帝国之君，他的失职最终导致整个国家陷入困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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尽管权力被剥夺，皇帝依然可以干些无关痛痒的事情，朝臣们也不愿干涉。

于是，宋徽宗开始大规模修建道观，推崇道教信仰，形成轰轰烈烈的宗教运动。

然而，即使宋朝经济达到鼎盛，却仍无法抵挡周边游牧民族持续的掠夺。

国家不得不从内部百姓身上收割更多，陷入了内忧外患、风雨飘摇的恶性循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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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为帝王的宋徽宗，本该全力解决内部问题、振兴朝政，准备应对外患。

然而，他和大臣们选择了另一条路：对外一味示弱，持续赔款割地；对内则严厉镇压农民起义。

更荒唐的是，宋朝还与金国合作打击辽国，妄图借助“敌人的敌人是朋友”的策略稳固局势。

但这些游牧民族终究是喂不熟的白眼狼，辽国被击败后不久，金国便反过来攻击宋朝。

得知此事，宋徽宗毫不犹豫地将皇位传给儿子宋钦宗，自己做了太上皇，或许以为自己可以高枕无忧。

没想到，金军毫不留情，直接攻入宋朝皇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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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军不仅带走了徽钦二帝及其后宫，还洗劫了皇宫的珍宝金银。

在没有侍卫保护的情况下，尤其是女性成员，在前往金国都城的漫长旅途中遭受粗暴对待，毫无尊严可言。

据史料记载，出发时大约有3000名女眷，抵达金国时却只剩不到一半。

到达都城后，除了之前提到的“牵羊礼”，这些昔日的贵族还经历了金人无数的折磨和虐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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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人意外的是，宋徽宗在被掳往金国后的九年中，居然还与妃嫔生育了14个孩子。

坊间甚至流传，这些孩子中有不少长着典型的金人面孔，虽未有确凿证据。

这番“种牛”般的生活，令宋徽宗乐此不疲，充分体现了他早已无心朝政，被生活磨平了棱角，逆来顺受的态度。

虽然他的这种行为让人难以接受，也为宋朝留下了难以抹去的耻辱，但面对一个早已放弃的皇帝，又有谁能强迫他觉醒呢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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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参考资料】

[1] 杜凯月. 野蛮与文明：金国牵羊献俘礼管窥[J]. 地方文化研究, 2020,(02):96-101.

[2] 臧嵘. “靖康耻”是怎样造成的?[J]. 史学月刊, 1965,(02):23-28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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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于：天津市